2022年11月28日晚7点，北京大学人文特聘教授、北京大学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戴锦华教授应英语学院的诚挚邀请，为我校师生开展了题为“电影之困与主体之危”的学术讲座。本次讲座由张旭春教授主持，学校众多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张旭春教授热情主持]

首先，张旭春教授对戴锦华教授的到来表示了热烈欢迎和衷心感谢，并向线上师生简要介绍了戴锦华教授的研究领域及学术成果。戴锦华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电影文化、大众文化，研究兴趣涵盖女性主义和性别差异等。

[戴锦华教授精彩讲解]

讲座伊始，戴锦华教授通过引领大家回忆20世纪电影艺术曾经的辉煌，指出电影在新技术革命、数码转型、互联网及物联网等冲击下所面临的当下困局。戴教授用好莱坞黄金时代的三位知名导演（Jean-Luc Godard，AlfredHitchcock，Billy Wilder）的工作照导入，指出电影曾经作为一种公共艺术和庞大的工业文化体系，在功能意义上取代了基督教堂，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性解脱和安抚，成为了欧美的“精神鸦片”。在后来电影艺术所遭受的种种冲击之中，戴教授强调了胶片的死亡带来了电影媒介层面最剧烈的变革。胶片是20世纪高度工业化的技术发明，是众多的石油副产品之一，如今为数码所取代，电影信息的贮藏与传播也随之改变。不过，戴教授指出，本次讲座所探讨的“电影之困”并非围绕着上述问题，而是电影表达、电影叙事、电影艺术和电影文化之困，并思考从中反映的全球性社会文化症候，尤其集中于现代主体之危。

接着，戴教授用韩国影片《寄生虫》赢得奥斯卡大满贯、“墨西哥三杰”崛起、女性导演获奖等先例，指出好莱坞所代表的社会价值和电影审美系统已经悄然改变，形成了一种新的症候。全球正在经历“逆向的黑暗之心之旅”——第三世界朝向发达国家的移民成为了全球化的社会和文化事实，这同时揭示了全球化大众文化的真实状态。戴教授指出，美国之外的导演和女性导演讲述美国故事获得巨大成功，这表明虽然由美国主导的好莱坞电影文化已处于崩溃之下，但我们仍处于以往主流文化的支配下，尚未找到其他选择。

随后，戴教授给大家介绍了部分外国著名电影的叙述手法。以《燃烧》、《驾驶我的车》等著名电影为例，戴教授介绍了元叙述手法。该手法凸显了电影的“梦幻性”，同时也更为深刻地呈现出全球化的文化结构，既耐人寻味，又展现了社会诉求的暧昧性所在。她认为，对于这些层面的思考，不能简单地用进步或倒退来定性，而是要探讨由电影困境所产生的文化思想和困顿的心理状态。数据库式电影《法兰西特派》则以反电影的艺术和语言去探讨电影的手法，这也让我们思考“叙述在当今人类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近年电影美学的建构和尝试，《上帝之手》、《贝尔法斯特》这两部电影对童年的回忆和书写，更多是刻意的自我疗伤，没有形成共情的公共议题。戴教授接着引导大家思考“电影在当下是否依旧具有公共性”以及“没有形成共情的公共议题背后的原因”等问题。戴教授认为，电影叙述最终回到了电影本身，其内在的矛盾冲突和成就以及叙事层面的问题进入到自我缠绕的状态，因此，我们更应当关注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从个体性到主体性以及社会文化的有机性来思考。

戴教授还探讨了当下文化思考的现实差异性和共性。由于文本的历史经历以及权力位置的差异，我们不可能按照西方电影美学系统制造或者讲述中国故事，而应当重新叩访历史，直面现实，找到新的资源力量。戴教授强调，我们需要审视社会现实情境造成的问题，思考如何确认观看角度、生成观看愿望和如何观看的问题。戴教授以《电影手册》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次讲座的结语：“电影是一种及物的艺术，只有当我们拍摄他者而忘却自我时才有意义”。

[与会师生积极互动]

讲座最后，戴锦华教授与在线师生交流互动，并详细解答了关于“青年一代如何回溯和凝视自我”等问题。主持人张旭春教授对此次讲座作了总结发言，并对戴锦华教授的演讲再次表示感谢。至此，本次讲座完美落幕。

撰稿：张月